天安门母亲《1989年六四惨案35周年祭》公布了在过去的一年中，这个群体一位伤残者和一位难属因病去世。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于今年元月2日去世。1989年6月4日凌晨，齐志勇双腿中弹地点是西绒线胡同，位于西单六部口附近，这是大屠杀死伤者最多的地点之一。今年3月7日，六四难属贾福泉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，他是穆桂兰的丈夫。1989年6月4日，穆桂兰早晨出门，在朝阳门立交桥遭遇戒严部队向民众开枪，当场死亡。齐志勇受伤、穆桂兰遭杀害以及对其他六四受难者的记录，是戒严部队在进入北京城区中，使用坦克和其他致命武器，屠杀手无寸铁平民的重要证据。每一个六四死难者和遇难地点是了解1989年运动和北京大屠杀真相的重要线索。
六四大屠杀部分死难者名单和地点
根据天安门母亲群体在过去30多年寻访和搜集的202名遇难者。这些死难者包括和平示威者、过路者、在家中被子弹击中者、救护人员和拍摄屠杀现场的人士，时间范围是从1989年6月3日晚到6月6日晚。这份地图标识了202名死难者的地点，这些地点是1989年运动期间民众游行和集会的主要地点。戒严部队将这些和平集会场域变为杀戮战场，这表明了中共不惜屠杀人民维护专制和特权统治。六四大屠杀是中共对参与和平抗议人民发动的战争。有些遇难者在屠杀现场当场死亡，一些是在被民众送往医院后不久去世。由于戒严部队不准民众将一些受伤者送往医院，这些受伤者不久死亡，一些死难者的遗体失踪。受伤者被民众送往的一些医院由于当局严令不准救治而亡。这份202名遇难者仅是1989年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一小部分。由于死难者家人被当局监控和威胁，一些死难者的家人30多年以来一直生活在被报复的恐惧下，未公布他们遇难亲人的名字和遇难细节。这些遇难者成为大屠杀中的「失踪者」。
六四死难者来自多阶层不同职业，不仅有学生，而且有工人、农民、记者、音乐家、公司职员、复员军人、家政工人、中共体制内工作人员，也有不同民族人士，有男性也有女性，也有不少是现场救助的志愿者和医生，其中年龄最小者只有9岁，年龄最大者66岁。这体现了1989年运动是跨世代、跨社群、跨族群的社会运动。那么这些牺牲者为什么参与1989年运动？
北京大屠杀死难者肖杰
我认识的肖杰是北京大屠杀死难者之一。肖杰是人民大学新闻系86级本科生，人大社会调查学社成员，因邀请方励之老师去人大讲演，与北大草地自由谈-民主沙龙成员联系。我们开始交流和共同组织活动。肖杰讲述了在农村调查的见闻。在北京市周边农村地区调查期间，肖杰发现不少农民仍处于赤贫状态。他说，「连中国最富裕的首都地区都出现这种情况，其他地区情况可想而之。」我们一起讨论了在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饿死千万农民和1949年以后发生的其他灾难。我们提出的问题：为什么自称解放和代表人民的政权可以任意压榨和残害人民？为什么许多人对产生这些浩劫的真正原因并不知情？为什么许多被压迫者仍在背书统治者的说辞，将灾难释意为「天灾、苏联逼债或实践伟大理想的必要代价」？为什么「实践伟大理想」必须以牺牲不知情平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作为代价？为什么这样大面积的「天灾、实践伟大理想」，中共官员不受影响，继续牟取利益和特权？为什么「理想」只是权力者设定的不可挑战的唯一版本？为什么不间断的暴政没有大规模和持续的反抗？我们也讨论了五四运动、1957年学生运动（当时资料很少，主要是听北大、人大参与运动的学长介绍）、四五运动、1970年代末民主墙、1980年县区级人民代表的独立参选和1980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。我们认为改变的第一步需要认识制度和社会，学习独立思考的方法，实践言论、游行集会和结社权利，才可能摆脱愚昧，从被奴役和被欺压的状态下挣脱出来，才可能实现主权在民，制约权力和腐败，才可能避免人祸。
1989年4月17日到18日，肖杰参加了北大、人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的游行，参与提出请愿要求，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，作为学生代表，进入人民大会堂递交请愿书。肖杰也参与了在18日晚在新华门前的静坐，递交请愿书。肖杰回到人民大学，张贴大字报，陈述了为什么要游行、静坐和示威。4月21日，肖杰与数万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，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静坐。肖杰参加了反对「四二六社论」的427游行，参加了支持5月9日记者要求新闻自由的示威。5月13日，肖杰与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。在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后，戒严部队被民众阻挡在北京城区为的路口，肖杰向在场的戒严部队官兵讲述这场运动争取什么，要求军队撤离。6月4日凌晨，肖杰在广场周围拍摄了戒严部队清场图片。6月5日下午，肖杰在长安街南池子南口拍摄戒严部队向平民开枪，被子弹击中心脏。民众冒着戒严部队再次开枪的危险，用三轮车将肖杰送往医院，到达医院不久，肖杰离世。
肖杰生前留下遗书，记录了参加1989年运动的心路历程。
肖杰像林昭一样，找寻事实，记录真相，以生命践行，反抗极权。
（完）
注：本文是伦敦纪念六四35周年烛光集会的讲稿，发表时增加相关内容。